“藏彝走廊”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，主要指川、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。因有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、雅砻江、大渡河、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，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、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，也是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重要通道。此外，藏彝走廊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，民族种类繁多，支系复杂，由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，不但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，保留大量古老历史遗留，其民族文化现象也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，是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。

　　缘起：“北藏”“南彝”的地理格局

　　费孝通所以将之称作“藏彝走廊”，是基于该区域民族分布主要呈“北藏”“南彝”的格局。“藏彝走廊”区域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大背景，即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、欣欣向荣之际，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费孝通在思考一个问题——我国的民族研究如何继往开来？任何继往开来都离不开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，人们总是在“过去”中找到通往未来的路。他在反思中发现以往的民族研究有两大弊端，一是按照行政区划、二是按照单一民族单位来进行民族研究。有鉴于此，费孝通提出了开辟中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两个基本思路，一是按照“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”开展民族研究，二是从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开展民族研究。“藏彝走廊”作为一个单独民族区域的提出，正是费孝通将之视为“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”的结果。因此，“藏彝走廊”区域概念，是在中国民族研究发生重要转折关头产生的，它标志着中国民族研究两个大的转向：一是从按行政区划转向按“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”开展研究；二是从单一民族的研究转向更加注重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。当时，费孝通把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初步划分为“六大板块”和“三条走廊”，“六大板块”指北部草原地区、东北角高山森林区、西南角青藏高原、云贵高原、沿海地区、中原地区；“三条走廊”则是藏彝走廊、南岭走廊和河西走廊。所以，藏彝走廊区域概念的提出，是从整体地理格局、从中华民族所在地域开展中国民族研究之新阶段的一个标志，也是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中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一个开端。

　　“藏彝走廊”区域概念一经提出，即在民族学界得到热烈响应。1981年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，会上，在马矅、李绍明、童恩正、何耀华、余宏木等学界前辈的倡导下，决定响应费孝通的号召，开展“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”活动，这是首次对藏彝走廊区域进行大规模综合考察，不仅取得可喜成果，而且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族研究的转型。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藏彝走廊逐渐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热点区域。1992年费孝通写给成都召开的全国首次藏彝走廊会议“藏彝走廊：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”的贺信中，有这样一段阐述：“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，民族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。从而能对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’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。”这是对藏彝走廊在中国民族研究中地位与价值的客观、准确的概括。从此意义上说，研究藏彝走廊的价值决非“就事论事”，更不是只就“藏彝走廊”说“走廊”，而是要通过该区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观察、认识中华民族的流动与形成，通过藏彝走廊来认识“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。从而能对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’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”。所以，对藏彝走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，我们需要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，从中华民族整体地域来认识和理解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藏彝走廊的研究不断升温，根本原因正在于藏彝走廊研究开创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范式、新格局。